鉴于现在美国杂乱的国内政治局面和遍及延伸的懊丧和愤恨，为化解这种对执政极端晦气的不活跃的心情，下一任美国总统无面对两条出路：一是雷厉风行地进行变革：一方面改变美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分解，另一方面对美国经济结构能够进行大范围的深度调整，从头康复强壮的实体制造业;二是向外寻觅战略关注点，以此来凝集国内力气，一方面改变“无敌人综合征”所导致的战略失焦，另一方面也为国内各利益集团找到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现在看来，国内变革困难重重，各利益集团的联系错综杂乱，刚就任的总统很难有这样的经历、才能和本钱去施行如此严重杂乱的国内变革。因而，下一任美国总统必定向外寻觅关注点，而快速地开展的我国必定成为这个关注点的首选。从这个含义上看，下一任美国总统对我国持强硬情绪应该是意料之中。

  事实上，出奥巴马外，美国自里根以来历届新就任的总统都对我国强硬，而后来都因中美错综杂乱的双边联系和不可反转的相互依靠而趋向理性。但是，与曾经不同的是，这一次美国朝野对我国的懊丧、乃至惊慌的心情很可能演化为一个新的战略一致。因而，有必要对美国对我国的强硬情绪进行理性客观的判别：这种强硬的情绪是否会转化成长期的围堵方针？仍是仅为下一步讨价还价做方针预备？

  笔者以为，第二种判别更具有实践含义。围堵方针的根底，是意识形态主导的方针拟定、相互独立的经济体系以及一清二楚的军事对立阵营。而当今世界、包含中美两大国在内的各首要国家，利益要素在方针拟定过程中往往比意识形态更重要。例如，亚洲根底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便是典型的以利益驱动决议计划的成果;而全球化早已将世界经济连为一体——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势不两立的对立阵营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难以反转的相互依靠。因而，美国以其依然具有的霸权和强势位置，争夺在与我国讨价还价中长期坚持优势，迫使我国按美国的条件“向正确的方向”开展。这将是美国下一任总统的战略课题，也是中美联系所面对的底子应战。(黄靖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方针学院李氏基金会讲座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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